锚索钢绞线 1938年林彪作战受伤，毛泽东本拟让罗荣桓接班，最终为何却临时改选陈光？

1938年林彪作战受伤，毛泽东本拟让罗荣桓接班锚索钢绞线，最终为何却临时改选陈光？

1938年林彪受伤，毛泽东原定罗荣桓接班，为何最后突然换成陈光？

1938年春天，陕北的黄土高原依旧寒意未消。延河边上，窑洞里的油灯亮到很晚，军委机关的电报机几乎没停过。前线消息一份接一份传来，既有捷报，也有噩耗，其中一封急电，让在延安指挥全国抗战的大领导们一时沉默了。

电文很短，内容却分量极重：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在山西千河庄附近遭阎锡山部哨兵误伤，情况严重，需要后送治疗。这一年的3月，本该是布置新一轮抗战部署的时候，却突然出现了这样一个变数。

林彪在当时，是八路军中的明星将领。他带领的一一五师，刚在1937年9月的平型关伏击战中打出威名，歼敌一千余人。这一仗成了全国抗战以来，第一个大规模歼灭日军有生力量的胜利。可以说，林彪三十出头就名震全国，此时突然重伤，对八路军，尤其对一一五师来说，影响极大。

问题马上摆在桌面上：这支主力部队，不能没有主心骨。谁来接林彪的班？该怎么接？是单纯补一个师长，还是干脆重新调整指挥系统？这些，都要在最短时间内拿出决断。

在延安，毛泽东很快给出自己的建议：由罗荣桓暂代林彪，主持一一五师的工作。然而，真正到了前线，一一五师接到电报之后，故事却走向了另一个方向——代理师长，不是罗荣桓，而是343旅旅长陈光。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才使得原本看似明确的人选，在落实时出现了“变卦”？

要理清这件事，得从一一五师的来历，以及几位关键人物的经历说起。

一、从平型关到“群龙无首”：一一五师的尴尬时刻

1937年8月，根据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安排，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原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和红七十四师的部分部队，合编为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政训处主任罗荣桓。

不久，八路军恢复红军时期的政治工作制度，设立政治委员、政治部等机构。聂荣臻改任师政委，罗荣桓则担任政治部主任。这样，一个以红一军团为基础的老牌劲旅，就在山西战场拉开了抗日作战的序幕。

同年9月25日，平型关伏击战打响。一一五师主力在关沟、平型关一线设伏，重点打击日军第5师团的辎重部队。那一役虽说也是敌强我弱，但地形有利，再加上指挥得当，一一五师硬是歼灭日军一千余人，击毁大量军需物资。平型关一战，让国人第一次真切看到，装备并不占优的八路军，可以正面对付日寇，而且能打胜仗。

战后，林彪、聂荣臻、一一五师的名头，在全国各地迅速传播。对抗战信心普遍不足的社会舆论来说，这一仗有很强的提振作用。林彪也由此成为当时最受党内外关注的年轻将领之一。

但平型关的胜利，并没有改变整体力量对比的悬殊。1937年下半年到1938年初，日军先后占领太原、忻口等地，华北战局逐渐吃紧。国民党第二战区节节后撤，八路军的抗日根据地也在艰难开辟之中。一一五师一方面要继续打击日军，另一方面还要设法立足、扩展根据地，负担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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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了千河庄误伤事件。1938年3月1日，林彪在与地方武装、友军部队联络途中，被阎锡山部哨兵误判身份中弹负伤。现场的情况很难完全复原，但电报传到延安时，内容明确：伤势严重，需要后送苏联治疗。

对于延安领导层而言，一一五师是主力中的主力。这支部队在井冈山、在赣南、在长征途中，几乎每一次关键战役都有身影。现在一下子“群龙无首”，确实不能拖。

当时的情况还有一层复杂因素：聂荣臻已奉命从一一五师中分出部队，北上开创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常驻晋察冀境内，已经不能全盘兼顾一一五师。政委一职长期空缺，这在制度上本就不太理想，如今师长又重伤离队，权力结构一下变得很微妙。

在延安军委的讨论中，毛泽东提出，由罗荣桓暂代林彪，主持一一五师的工作。这一提议，并不突兀。

罗荣桓在党内、军内，是极具口碑的政治工作领导者。他1927年参加湘南起义，后来上井冈山，与毛泽东、朱德并肩作战，历经几次反“围剿”和长征，担任过红一军团政委、军团政治部领导，资历老，立场坚定，对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也非常熟悉。更重要的是，一一五师的很多骨干，本来就是红一军团的老战友，对罗荣桓很熟悉，容易形成威信。

所以，在延安看起来，一一五师后续的主持人选，落在罗荣桓身上，是顺理成章的安排。但有意思的是，在前线，事情却先被“捷足先登”了。

二、陈光“顶了上去”：两封电报背后的选择

按照当时的指挥体系，一一五师既要接受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十八集团军总指挥部）的领导，又在军事行动上隶属第二战区统一部署。1938年初，一一五师的指挥机关大部位于山西南部一带，具体行动由前线的“集总”——即八路军总部前线指挥机构负责协同。

就在毛泽东准备安排罗荣桓暂代师长时，前线的“集总”已经先行作出一个决定：由343旅旅长陈光代理一一五师师长。这一决定，也以电报形式发往一一五师指挥机关。

于是，出现了一个相当考验人的局面——罗荣桓几乎在前后脚，收到了两份内容不一致的电报：一份来自延安中央军委，建议他暂代林彪位置；另一份来自前线集总，明确指定陈光为代理师长。

在当时那种战时环境下，通信并不总是那么顺畅，有时信息传递存在时间差。谁先发文，谁后发文，究竟是哪份电报先到罗荣桓手里，很难精确到分钟。但可以确定的是，当两份命令放在桌面上时，这位政治部主任，必须拿出态度。

就资历而言，罗荣桓的资格要在陈光之上。在红军时期，罗荣桓曾是军团级的政治领导，参与过多个大战役的决策工作。而陈光虽是战功赫赫的勇将，却多年一直在旅、团一级带兵。平型关战斗中，他作为343旅旅长，冲锋在前，据说曾带着一个连，从敌重围中解救过林彪，个人极其勇敢，也多次负伤。

若从军事能力来衡量，陈光擅长冲锋陷阵，指挥前线作战，有“猛将”的特点，但性格急躁，遇事容易情绪化。而一一五师这样的主力部队，牵涉到战略部署和大局安排，需要的却是冷静、稳健、能统筹全局的指挥员，显然更偏向罗荣桓的气质。

所以，如果罗荣桓选择将中央军委的电报向“集总”转发，或者干脆据此宣布自己代理师长，都在情理之中。以他的资历、威望和中央的态度，这个位置基本上“非他莫属”。

但罗荣桓没有这么做。

据当时在场的干部回忆，罗荣桓在屋里来回踱步，反复思量。最终，他选择召集一一五师的高级干部开会，把两份电报的内容原原本本传达给大家。会上一致决定：在现阶段，按照集总的安排，由343旅旅长陈光担任一一五师代师长，而罗荣桓继续负责政治领导。

有人后来形容，这是“罗荣桓主动往后站了一步”。这一步看似后退，实则很有分寸。

一方面，一一五师当时处在与日军频繁交火、随时需要迅速动作的阶段，多头指挥、命令不统一，对军心极为不利。集总已经作出安排，现场配合比较顺畅，此时如果再推翻重来，势必引起混乱。

另一方面，罗荣桓极清楚，军事指挥员固然重要，但在长期抗战格局下，一一五师更需要的是严密的政治领导和稳定的内部团结。自己如果执意站到前台，会让集总难堪，也可能让陈光及其部队产生不必要的情绪波动。对一线打仗，未必有利。

会后，罗荣桓按既定意见办理，让陈光名义上接过了代师长的担子。直到1938年底，中央正式任命罗荣桓为一一五师政治委员，他才在职务上明确成为这支部队的主要领导。但实际上，从林彪受伤离队起，一一五师的大政方针、整体作战指导和干部安排，罗荣桓都在发挥着核心作用，只是没有抢在第一排而已。

这一段经历，恰恰说明，毛泽东当初评价罗荣桓“无私利，不专断，撇得开，放得下”，并非客套话。从现实角度看，他明明可以借着中央电报“顺势上位”，却宁愿选择一个更加有利于团结、利于战局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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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陈光的“上位”，也并不是无原则的照顾。面对日本陆军这种战斗力强、进攻方式凶猛的对手，一个敢打、敢冲的军事指挥员，在一线作战中也十分关键。罗荣桓退一步、陈光进一步，两人的搭档，很快在战场上交出了一份颇具含金量的答卷。

三、罗陈搭档：游击战中的三战三捷

接手一一五师的工作后，罗荣桓压力不小。这支部队从井冈山打到陕北，又从陕北奔赴华北抗日前线，以往打的多是国内战争，熟悉的是与国民党军队对抗的套路。如今对手换成了日军，打法上明显不一样了。

在国内战争中，常见的情景是红军吹响冲锋号，端着刺刀前冲，许多国民党部队往往扛不住，阵脚一乱，很快就崩溃。可日军则不然，哪怕是辎重部队，被伏击后也还能组织反击，钢绞线厂家甚至敢于与八路军拼刺刀。在平型关，日军被歼的一千多人中，有不少是与一一五师正面拼杀后的伤亡。而一一五师损失的一千多人，多数也是身经百战的老红军，这种损失，罗荣桓心里非常清楚——再多打几次这样的战斗，一一五师只怕就要元气大伤。

他开始反复思考：以一一五师当时的兵力和装备，究竟能承受多少次消耗？怎样打，才能既有效杀伤日军，又不过度消耗自己？

1938年初，日军准备自山西向西推进，企图渡黄河威胁陕甘宁边区。保卫中央根据地，成了一一五师的重要任务。罗荣桓和陈光多次商议，最后达成一致：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不和日军硬拼阵地战，而是充分发挥地形优势和机动性，用游击战的方式，逐步消耗对手的锐气和兵力。

午城、井沟一带，山高谷深，公路曲折，极适合设伏。罗荣桓将部队以营为单位，散布在公路两侧高地和隐蔽处，精心布置多个伏击圈。日军行军队列拉得很长，前面受袭，后面赶来支援，再次陷入埋伏。等他们回撤，又会在另一处遭到截击。

这种打法，日军指挥官极不适应。有日军军官战后回忆说：“八路军装备落后，却常能突然出现，投出大量手榴弹，随后便与我军进行白刃战。其隐蔽之巧妙，仿佛是从地面里钻出来的。”

从3月14日至19日，六个昼夜里，一一五师多次设伏，共歼灭日军一千余人，焚毁、炸毁汽车七十多辆，使西犯之敌元气大伤，不得不暂停渡河计划。这是罗荣桓针对强敌，运用游击战术的一次集中展示。

同年9月，日军108旅团沿汾阳—离石公路再次西进，目标仍然是黄河渡口和陕甘宁边区。这时的一一五师，对这一地区的地形、人情已十分熟悉。罗荣桓与陈光再次承担起阻击任务，召集343旅和山西决死二纵队重要干部开会，总结以往午城、井沟战斗的经验，提出“连续设伏”的构想。

有人提出疑问：平型关、广阳的伏击战，已经让日军吃了亏，他们会不会改变战术？“连续设伏”还能奏效吗？

罗荣桓当场回答，说得不紧不慢：“鬼子固然会调整办法，但他们仗着装备好，往往分兵冒进，依靠公路行动，这种教条式用兵，是一时改不了的。只要我们机动灵活，选择有利地形，一样能吃掉他们。”

陈光接着补充，决定让343旅和决死二纵主力担负主要伏击任务，配合以侧翼和后路警戒，“给鬼子来个几面开花”。在这样的谋划下，一一五师又打出了汾离公路三战三捷。

1938年9月14日，343旅先在薛家岭设伏，击破日军运输队，随即迅速转移。17日、19日，一一五师又在油房坪、王家池两地截击日军后撤部队，再次重创敌军。三战下来，共歼敌一千余人，毁车三十余辆。

增援的日军部队赶到时，只能看到一地尸体和烧得黑黢黢的汽车残架，八路军早已不见踪影。气急败坏的日军指挥官收集战场遗留文件，从中找到一张写有“686团团长杨勇”名字的材料，气愤之下写了一封“挑战书”，让人转交一一五师司令官。

这封信送到罗荣桓手里，内容大意是：既然你们是军人，就应堂堂正正打一场会战，不要再搞这种山地游击、偷袭伏击的战法，如果有勇气，就在汾阳县三泉镇以西南阳村一带摆开阵势，进行决战。

罗荣桓看罢，顺手把信放在桌上，半开玩笑地说了一句：“鬼子自己承认不适应山地战，这就说明它有弱点。我们自有我们的打法，没必要按他们的规矩来。”

对他而言，关键不在于回应挑战，而在于坚持“以我为主”的原则——敌人希望的是正面决战，凭借火力优势压倒八路军；而一一五师要做的，是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将敌人的优势一点点磨掉，不让对方按自己的节奏来。

有一场阻击战，颇能说明这种思路。在午城、井沟战斗中，一一五师某排受命掩护主力转移，需要吸引日军火力。这个排面对敌机、炮火和步兵的轮番进攻，硬是在阵地上顶了两个小时。等再一次击退进攻后，排长果断下令悄然转移。等日军发觉异样再开炮覆盖，那块阵地已经空空如也，守军早已撤到新的位置。日军打掉的，只是一片黄土。

同样，在大宁一带，一一五师还承担过救援国民党将领卫立煌的任务。卫立煌率指挥机关东渡黄河后，意外遭遇日军截击，局势紧张，不得不紧急向一一五师求援。罗荣桓当机立断，派侦察科长苏孝顺带686团3营迅速前出掩护。

战斗最激烈时，3营的11连坚守白儿岭，迎击数倍于己的日军进攻。卫立煌在后方看着前沿阵地冒起的炮弹烟柱，忍不住问：“你们在那岭上布了几个团？”苏孝顺回答：“只有一个连。”卫立煌听了几乎不敢相信，沉默片刻，叹了一句：“这一个连怕是保不住了。”

令人意外的是，战斗结束后，11连带着二十多人的伤亡代价，完成任务全连撤下，既掩护了卫立煌的安全，又保存了自己。卫立煌对此感叹不已，后来特意送给一一五师轻机枪一百挺、子弹一百万发，以示感谢。

可以看出，在一次次战斗中，一一五师既有陈光那样“敢冲敢打”的指挥员，也有罗荣桓这种善于谋划、重视保存有生力量的统帅。两人刚柔相济，一文一武，反倒形成了难得的互补。

罗荣桓代表一一五师在延安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做三战三捷的经验汇报时，突出强调的，就是游击战术的战略意义。他用具体战例说明，在日军优势明显的条件下，教条的阵地战只会徒增伤亡，而灵活运用游击战、运动战，才符合实际。

毛泽东在会上对此给予高度肯定，把原本属于战术层面的游击战，上升到战略高度。他指出：在整个抗战阶段，对于力量相对弱小的八路军、新四军而言，游击战不仅是作战手段，更是一种战略方针——“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集中兵力打敌人薄弱环节，以各个歼灭战积累总体优势。

罗荣桓从井冈山时期起就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对这种思想理解颇深。抗战时期的一一五师，正是在这种思路指导下，在晋西南、山东等地站住脚、再发展。到解放战争中后期，当东北野战军在辽沈战役中一锤定音时，其骨干力量里，就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当年罗荣桓在山东苦心经营的部队。

四、罗荣桓、陈光与“接班人”的真实含义

回到那一个问题：1938年林彪受伤后，为什么毛泽东原先看好的接班人选是罗荣桓，最后却在职务上变成了陈光？

如果只从表面行政任命来理解，就容易走向误区。要看清当时的实际情况，有几个关键点不太能忽视。

一是通信和指挥链复杂。延安中央军委、前线集总、地方友军、国民党战区部队，各有自己的电台和指挥系统。战时环境下，电报传递存在时间差，命令有时会“撞车”。中央作出原则意见，前线根据情况先行安排，这类情况并不少见。一一五师的“接班人”问题，很大程度上就出在这里——不是中央推翻了前线，也不是前线顶撞中央，而是两条指挥线在具体执行中出现了时间差和理解差。

二是罗荣桓的角色定位。他并不是单纯的“代理师长人选”，而更像是一一五师整体建设的“总设计师”。在延安，毛泽东考虑的是：谁更适合长期主持一一五师？放眼全军，既熟悉这支队伍、又懂政治、能统筹兼顾的人选，罗荣桓无疑非常合适。而在前线，“集总”面临的是迫切的战场需求，需要一位能立刻指挥冲锋的军事将领，陈光这种风格就比较贴合。

三是罗荣桓“放得下”的格局。他手里拿着中央电报，如果硬要按照字面理解，可以直接宣布自己代理师长，将集总电报压下去。但他选择了另一个方向：主动把两份电报摊开，让师部干部集体讨论。看似把自己的位置摆低了，但从抗战全局、从这支队伍的长远发展来看，却避免了指挥系统内部的矛盾和博弈。

在这种选择背后，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事实：从1938年底起，中央正式任命罗荣桓为一一五师政委，之后无论是转战山东，还是建立华东根据地，罗荣桓一直是这支部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抗战后期，一一五师在山东的部队不断扩编，到解放战争初期，罗荣桓所领导的华东部队，正是后来交给林彪率领入东北的那支十万大军的基础。

换句话说，毛泽东原先考虑让罗荣桓接替林彪的设想，并没有被完全推翻，只是实现方式有所调整——不是简单在一一五师师长的职务上写一个名字，而是在更长的时间跨度里，让罗荣桓以政委的身份，实实在在地主导了这支队伍的政治建设和战略部署。

至于陈光，他在抗战中立下了很多战功，作战勇敢是众所周知的。但他性格中急躁的一面，也在后来某些战役中暴露出来。抗战后期、解放战争时期，随着战场环境变化、指挥层调整，他的作用和位置也发生了起伏。这些都属于后来更复杂的历史脉络，与1938年的那次人事安排，既有联系，也不能简单画等号。

当时的选择，可以理解为：在紧迫的战场态势下，暂时把“枪杆子”的锋芒交给陈光，把“方向盘”和“指南针”交给罗荣桓。人员安排上看似灵活变动，实则背后仍有一个清晰的战略考量——中央最关心的，是这支队伍未来能不能发展壮大，而不仅仅是谁在短期内挂一个“代师长”的头衔。

毛泽东在评价罗荣桓时，曾用过那十句话：“无私利，不专断，抓大事，敢用人，提得起，看得破，算得到，做得完，撇得开，放得下。”1938年这一段不多见的电报争议，恰恰把这几条几乎一条条对应地印证了出来。

站在1938年的时点上看锚索钢绞线，这只是一件发生在战时内部的人事小插曲。但沿着时间往后看，会发现当时的那一退一步，等于给一一五师乃至整个华东战场，预留了一个更大的回旋空间。等到解放战争硝烟再起，一些隐性的布局，才逐渐显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