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应力钢绞线 曾思玉回忆录 71 作为一名指挥员, 我已嗅到某种残酷的战争气息

参加第五次战役预应力钢绞线

第一阶段

1951年4月上旬，志愿军召开兵团司令员、政委参加的党委会，彭德怀司令员传达了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关于“战争准备长期，尽量争取短期”的战略方针。

彭总说：“毛主席最近电报指示‘朝鲜战争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根据这一指导方针，待我第二批兵团到齐后，发动第五次战役。

此战役的目的：消灭敌人几个师，粉碎敌人的计划，夺取战场主动权。

准备首先实施反击的主要地域为西线汶山至春川间，先歼灭伪军第一师、第六师，英军第二十九旅，美军第三师，土耳其旅，而后再集中兵力歼灭美军第二十四师、第二十五师。

战役手段是：实行战役分割与战斗（术）分割相结合。

兵力部署：

第三兵团正面突击，第九、第十九兵团分东西两翼突击和实施战役迂回渗透（穿插）切断敌退路而歼灭之。

第六十四军与第六十三军、朝鲜人民军第一军团为第十九兵团第一梯队，任务是突破临津江，然后我第六十四军迅速向议政府实施战役迂回，断敌退路，阻敌增援，与第三、第九兵团会歼美军第二十四、第二十五师，相机占领汉城。

4月19日，志愿军政治动员令指出：

这次战役是我军取得主动权与否的关键，是朝鲜战争的时间缩短和拖长的关键。

号召全军动员起来，发扬艰苦奋斗精神，以勇敢加智慧，成建制地消灭敌人，争取每战必胜。

当时，我志愿军第一线作战兵力已有3个兵团11个军，33个步兵师、1个高炮师、1个地炮师，敌我兵力对比为1∶2.02，我已居优势。

而敌空军和炮兵、坦克等现代装备则处于绝对优势，我居劣势。

特别是我后勤供应困难，只能保障最低限度的供应，有时连最低限度的供应都保证不了，不能满足作战的需要。战时主要靠指战员自己携带干粮维持（最多只能携带7天的干粮），后续粮、弹补给困难。

第五次战役预定5月份发起。我事前就带领侦察支队和有关人员到前沿侦察敌情、地形。

我一边侦察一边思考着作战方案：我岸地形平缓，敌岸陡峭，能否徒步偷渡呢？

我派第一九一师第五七二团参谋长刘东起，率侦察分队在深夜侦察临津江石浦徒涉场。

当刘东起率侦察支队返回与我们会合后，我们在一座大庙（华藏寺）休息等候掉队的卫生员，这时，王昭政委派骑兵给我送来一封信让我火速回军部，

王昭政委告诉我：“19日3时，兵团已下达作战命令，我们执行战役穿插任务。首先要歼灭高浪浦里及其以北地区之敌，强渡临津江，以勇猛的动作直插议政府，断敌退路，阻敌增援，协同兄弟部队歼灭敌重兵集团，相机占领汉城。”

我打开地图结合现地侦察得到的情况，反复思考：李承晚伪军一师部队在高浪浦里临津江以西构筑了桥头堡，主阵地在弥陀寺，工事坚固，我应采取偷袭战术，方可能成功，若失去突然性，强行突破将导致很大伤亡。

即使突破，向纵深穿插也会遇到顽强抵抗，若穿插迂回部队受阻，将影响整个战役计划的实现。

现在距战役发起时间只有三天了，若提意见改变部署和计划，将影响全局，时间已经来不及；若不如实反映意见，战役计划的实现恐怕将没多大把握，这种矛盾的心理让我难以平静。

我把自己的想法和军的其他领导同志谈了以后，我随即叫作战科长王启炎把电话接到兵团杨得志司令员那里，向他汇报了我到前线侦察获得的敌情、地形等情况，我说：“杨司令员，现在可不可以对战役部署和计划提个意见？”

杨司令员说：“全局已经定啦，再变来不及，别提意见啦。战役发起时间提前，目的是抢在敌人进攻的前头。”

虽然此时我还想把我的意见反映给杨司令员，但听到杨司令员坚定的语气，作为一名军人，坚决服从命令听指挥也许更能体现一名军人的素质，于是我对杨司令员说：“那好，我们坚决执行命令！”

我对王昭政委、马卫华参谋长和袁佩爵主任说：“我们要坚决执行战役的穿插任务既光荣又艰巨，打好了，光荣万岁，打不好不光彩。”

我们随即研究了如何完成好任务的若干问题，决定全军分成两个梯队，

以第一九一师、第一九二师为第一梯队，

第一步首先攻占高浪浦里桥头堡，夺取临津江桥，打开缺口，直插议政府，完成兵团赋予的穿插任务，歼灭退却之敌重兵集团。

第一九〇师为第二梯队。

我特别提醒第一梯队两个师，这次要连续突破，只有坚持连续突破才能完成战役穿插任务。

随后预应力钢绞线，我带军机关人员立即检查各后勤补给的情况和配属炮兵第八师第三十一团的准备情况。检查的结果并不令人满意。

由于时间紧迫，攻击发起在即，全军只补给了五天的食粮，弹药不足，配属第一九一师作战的炮兵第三十一团由于敌机空袭（因兵团第二梯队六十五军也在争取时间往前赶，所以造成道路拥挤），炮兵第八师第三十一团未能赶到。我一面督促没有准备好的单位抓紧时间加快准备，一面把主要精力转到全局指挥上来。

1951年4月22日，按照统一部署，我于18时30分发出了全军开始攻击的命令。

战役发起后，我们军领导全神贯注地注视着部队的行动，不久接到报告，第一九一师第五七一团四连攻占了高浪浦里临津江桥头，击溃伪一师一个连，夺取了临津江桥；团主力午夜前全部突破临津江。

第五七二团23时进至石浦渡口，驱除守敌后开始渡江，两个小时全团大部渡过临津江。

由于海水涨潮，造成倒灌，团后续部队被淹死200余人。当我听到这个消息，心情异常沉重，深感内疚和悲痛。

此时，第一九二师第五七五团、第五七六团、第五七四团两个营均从临津江桥上过江。至23日4时，全军已有4个团加两个营渡过临津江，控制了临津江南岸一线阵地。第五七一团两个连占领弥陀寺次峰北山，正与敌人激战。

突破临津江占领江南岸一线阵地，我没有感到欣喜，作为一名指挥员，我已嗅到某种残酷的战争气息。

我随即命令第一梯队两个师迅速进攻，并命令第二梯队的第一九〇师迅速跟进至右邑里，要求司令部与各方面保持密切联系。我把当夜的战况及时报告了兵团。

23日拂晓，我一天一夜没有合眼但却毫无睡意。在指挥所里，我不时用望远镜观望战场，注视着天空，不断地与各师通信联络了解战况。我从炮声中判断出弥陀寺方向仍在激烈地战斗。

黎明后敌大编队机群（20多架次），向第一梯队师所在方向轮番低空扫射、轰炸，敌机投掷的大批凝固汽油弹造成了一片火海。敌炮兵集中火力猛烈向进攻部队轰击，敌坦克引导步兵连续反击，敌机和地面炮兵火力严密封锁着临津江桥和石浦徒涉场。

此时第一九一师和第一九二师指挥所还未过江，军与第一梯队的两个师的联系全部中断，而临津江以南的部队已近5个团，又与师失去联系，没有统一的指挥，被阻于高士洞、斗铺里以北临津江弯曲部的狭小地区，伤亡很大。

我立即命令炮兵压制敌人，由于炮八师第三十一团没有到位，军建制的炮兵射程、数量、弹药都有限，未能起到显著作用。

我决定第二梯队第一九〇师投入战斗，但又与第一九〇师师长陈信忠联络不上。

此时，与该师第五六九团团长罗保顺打通了电话，我要他转告陈信忠师长第一九〇师立即投入战斗，从临津江桥过江，向敌纵深迅速穿插到达议政府，断敌退路，阻敌增援。

打完电话我仍不放心，我冲过敌机轰炸和敌炮封锁区，到第一九〇师指挥所亲自向陈信忠师长下达了任务。

陈信忠师长从战场情况和我亲自前来下达任务的行动上，感受到战况的严重性和任务的重要性，他即指挥全师迅速展开，从临津江桥通过，向议政府发动进攻。

4月23日黄昏，军指挥所到达石浦渡口，部队刚到江岸，下决心要不惜代价，拼命渡江。这时临津江桥拥挤不堪，六十五军和朝鲜人民军一军团一个步兵师正在通过该桥。

当夜，月悬高空，亮如白昼，我朝渡口走去准备过江。

这时，军工兵主任李健民拦住我说：“军长，锚索你先在这里暂等一会儿，我带两位参谋到渡口徒涉场去侦察一下。”

他们刚走出百余米，就遭到敌人的火炮轰击，结果当场炸死了刘参谋，李主任带另一位参谋急速返回，向我报告情况：“军长，亏你没去，太危险了，直属队在此处过江风险太大，请军首长考虑另选徒涉场为好。”

王昭政委接着说：“老曾，你得好好感谢李主任拦住了你，你要是去了，可能忠骨就要埋在此地了。我赞成另选徒涉场的建议，要是直属队伤亡太大，电台被打坏，上下联络都中断了，那就更麻烦了。”

我思索了一下说：“那就向下游两公里的地方转移，另选徒涉场。”

军部和直属队快速向下游转移，工兵营快速分途作业挖掩蔽部，架设电台，对上联络，对下指挥，并派工兵在此修筑上下道路及徒涉场地。

突破临津江后，向前快速挺进

24日拂晓，第一九〇师指挥所才率第五六九团和五六八团大部、军侦察支队过江，插到麻山里、车后里地区。

第五六九团副团长李振堂率领第三营，军侦察科长王统率侦察支队连续穿插，经一昼夜战斗插向议政府以南之道峰山。这两支部队孤军作战，在遭到敌人包围、炮击和敌机轰炸扫射伤亡严重的情况下，仍顽强坚持战斗，最终击溃了敌人。

我率领军指挥所于24日拂晓从石浦徒涉临津江后，江中有敌人铺设的电话线，我骑马过江时电话线把马腿缠住了，马倒在江里，我也从马背上滑落到水里，我干脆让饲养员牵马，自己凫水到了对岸。

马卫华参谋长是大高个子，他怕弄湿衣服，干脆脱掉衣服，又怕派克钢笔掉入江中，于是把笔紧紧握在手里，结果腿被电话线挡住，用手去挪电话线时，忘了握着的派克笔，结果笔掉入江中。

王政委见他的派克笔没了，就故意开玩笑逗他说：“老马，你的宝贝笔呢？”

马参谋长说：“我把它送给龙王爷了。”

大家听后哈哈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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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至25日，两个师仍在与敌激烈争夺。鉴于志愿军迂回部队一部已插向敌纵深，敌人于25日16时开始向后撤退，并节节抗击，其主力正向汉城总退却。

我接到上级通报，敌人全线动摇，我即命第一九二师冒着大雨，不顾饥饿和疲劳，向汉城方向追击敌人。

我带军指挥所于27日进至道峰山西侧之高阳郡，军主力已逼近汉城，

28日第一九二师第五七四团攻占汉城北侧鹰峰山，与敌激战。我立即派侦察部队侦察地形，了解敌情，调整部署，准备对汉城守敌发起攻击。

29日，上级鉴于敌人主力已猬集汉城，并以飞机、炮兵火力在汉城北侧构成火力阵地，诱我攻城时予以杀伤，加上我军所携带的粮、弹消耗殆尽，得不到及时补充，志愿军司令部果断决定结束第一阶段战役。我军奉命撤至葛谷里地区休整待命。

被击毁的敌坦克、汽车

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作战，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是，由于提前发起，准备不足，协同不好，加之是初次与敌交锋，缺乏对现代化优势装备敌军的作战经验，教训是很深刻的。

主要是：

战役发起前，由于时间紧迫，无法查明临津江以南敌主阵地及其纵深的兵力部署，过高估计了对临津江的突破能力；

部队未能坚持白天作战，而是夜进昼停，敌则采取节节撤退的战法，每天只退20～30公里，利用白天在其空、炮火力支援下，向我反击并组织新的抵抗线，我则形成被迫应战和正面平推；

过江后，一度通信联络失灵，指挥中断。

突破临津江后，各师团主力，如能及时果断地边打边插，向敌纵深穿插渗透，而不同敌人恋战就有可能达到预期目的，完成穿插议政府，断敌退路的任务。

战役第一阶段，尽管部队打得英勇顽强，发扬了勇敢战斗、不怕伤亡、连续作战的精神，但未能争取时间，失掉了战机，不论主客观原因如何，军在作战组织、指挥上是有责任的，造成了很不必要的损失，这也成为此后战役的一面镜子，给我们带来深刻的经验教训的同时，不断地提醒着我们。

休整十天

战役第一阶段结束后，我军在临津江以南葛谷里地区休整待命。部队用10天时间，进行了思想整顿，调整了装备，深入进行了战斗动员，准备再战。

根据当时战斗减员的情况，军党委决定除功臣连保持原建制外，其余30人以下的连队进行合并。九二步兵炮、一二〇重迫击炮因弹药无源，不能补给，全部上交，人员充实到步兵连队。团以上机关的勤杂人员也进行了精简。

全军共撤销3个步兵连队（五六八团四连，五六九团一、五连）、6个机枪连（第一九一师、第一九二师各3个连）、9个步兵连（每个步兵团1个连），共充实营以下战斗连队2215人。

同时，将各种武器按照人员充实后的情况进行了调整，将缴获的部分自动火器补入部队，从而保证了部队的战斗力。

此外，中央军委还给我军调拨了高射炮兵第二十九、三十两个营（三七高炮共24门），增强了防空火力。此时，战前配属我军的炮八师第三十一团才赶到我军。

战后，军党委进行了认真总结，我和王昭政委等军领导也进行了冷静思考，表扬了先进，同时也进行了批评教育。

经上级批准，对行动迅速勇敢插向道峰山的第五六九团第三营和军侦察支队分别授予“道峰山英雄营”“道峰山英雄侦察支队”的光荣称号。

第一梯队第一九一、一九二师突破临津江的4个团两个营，在江湾地区与弥陀寺伪一师对峙恋战于第二天。白天敌大编队机群（几十架次）对我江湾地区的部队进行狂轰滥炸，使部队伤亡很大，也贻误了战机。因此，没有完成向议政府穿插断敌退路阻敌增援之任务。

两个师指挥所没能过江，中断指挥，通信不畅。没有组织尖刀部队，进行边打边插进入敌纵深，以及白天作战思路没有很好解决，经验教训极为深刻。

军领导在指挥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在总结会上主动承担责任，参加会议的杨得志司令员、陈先瑞主任也主动承担了指挥责任，做了自我批评。

为了教育干部，严肃纪律，杨司令员非常严厉地批评了第一九一师、第一九二师，并提出要撤两个师的领导职务。

此时我对杨司令员说：“第一九二师谢正荣师长因身体患疾没有参加此战役，由罗历斌政委和王子卿副师长指挥。”

杨司令员听了我说的情况后，会议的气氛发生了改变。

在调整组织装备、总结经验教训和表先批后的同时，部队进行了深入的战斗动员。

首先利用各种机会反复宣传战役第一阶段取得的胜利，并针对部队中出现的埋怨、怕苦、怕累等思想，进行了批评教育，对“不服气”“不甘心”的积极因素，进行了表扬鼓励。

然后进行评功论过教育，把发展立功运动与严明纪律结合起来，做到奖惩分明。

通过评功、贺功、奖功及组织功臣在部队巡回报告，激发部队的上进心和荣誉感。对于在战场上严重违反纪律的人员，给予严肃的处分。

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预应力钢绞线，开展了群众性的评指挥、评斗志、评伤亡、比减员、比战斗动作、比代价的“三评三比”活动。各级干部发扬了民主，树立了敢打必胜信心，进行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总结教训，以利再战。